关于好记者讲好故事的演讲稿精选3篇

有些故事，听了多次终于有一次忍不住流下眼泪，因为讲故事的人水平不断提高，把内心的真情尽情绽放、深情释放。今天，本站小编特意为大家搜集整理了关于好记者讲好故事的演讲稿精选3篇，希望大家喜欢!

篇一：坚守战地1200天

2011年1月，我刚到埃及，骚乱就爆发了。镜头下，百万示威民众与军警对峙，年轻人在催泪瓦斯中被打得头破血流。在博物馆，埃及法老的珠宝遭到洗劫，4000年的文物化为满地的碎片，博物馆馆长痛哭到几乎窒息，他问我：难道这就是西方想要的民主?

驻外第七个月，我冲进北约轰炸下的利比亚。恐惧笼罩着的黎波里，空气中仿佛嗅到了死亡的味道。为了躲避空袭，卡扎菲把国家电台等敏感机构都安置在外国记者下榻的酒店楼下，如此一来，我们就都成了他的人体盾牌。爆炸总把黑夜变成白昼，玻璃被震得嗡嗡作响，几乎碎裂。每次惊醒，我都要使劲儿掐一下自己的脸——真疼，我还活着!

在兹利坦，我们陷入围困，炮弹、子弹从四面八方袭来。等待着不知是否会到来的救援，我的脑海中尽是外国记者被虐待、被斩首的画面。我想起2008年光明日报一位驻外记者的来信。与其说是来信，不如说是一份遗嘱。他在信中说：伊斯兰堡天天爆炸，天天死人，我相信生死有命，就不撤了，如有意外，我的财产都归我父亲所有……人民日报历史上那么多记者都经受住了生死考验，我又岂能做第一个胆小鬼?!振奋起来，我把握住空隙间歇那转瞬即逝的机会，成功突围!

日复一日闻听轰炸枪击，我的右耳被震坏了，因为没能第一时间回国治疗，医生说我可能永远都会失去四成听力。但我还是选择了坚守，选择在战地采访中让我的青春绽放!

驻外第500天，我请缨赶赴新的战场，在叙利亚一驻就是两年。大马士革，千年古城，万劫不复。仅仅40平方公里的城区里，一天会落下70多枚迫击炮弹。汽车爆炸发生后，我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却撞见了躺在路边还没炸开的“人体炸弹”。为了躲避反对派武装随时可能射来的冷枪，我不得不把汽车开到时速220公里。

一场持续10天的激战，让15岁的女孩莱拉失去了父母和弟弟。“带我去中国吧!带我走吧!”我无言以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身上所有的钱留给她，转身离去。

那一刻，我领悟到作为一名中国记者的责任，我要把中东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忽视自由与平等，忽视经济与民生，轻信西方的承诺，盲从舶来的民主，就是葬送自己的美好家园。

1200天的坚守，凝聚在我100万字的文稿、6万张图片和大量视频报道中。

洞悉乱象，把脉大局，我感悟到中国力量。“不能任由外部干涉实现政权更迭”，这是对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捍卫，是大国的正义担当。

如今，我的同事们依然奋战在全球动荡之地，奋战在埃博拉疫区，给世界注入中国的观察视角，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正义声音。我为自己成为这支光荣队伍中的一员而自豪。

我时刻准备着，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重返战场。

篇二：生死高原路情系藏家人

我来自雪域高原，在西藏已工作4年多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都跟路有关，难度系数非常高，是真正的天路。

第一条路是位于西藏东南部的墨脱路。它的难度系数高，是因为很多路段是悬挂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绝壁上的。墨脱公路直到2013年10月，在中国三代交通人的努力下才建成。而之前，很多人去墨脱县不得不徒步翻越两座大雪山，甚至长眠在那里。

这几年，中央电视台持续推出《走进墨脱》报道，我也是三进墨脱。最特别的一次，是去年10月到墨脱县最偏远、也是唯一一个还需要溜索过江的岗玉村。那条溜索有200米长，下面是湍急的江水，我还有点恐高，幸好之前喝了一碗当地村民的鸡爪谷酒，壮了壮胆。

第一次绑在溜索上时，我听到自己的心跳，起码飙到了120，非常恐慌，不得不撤下来。我的搭档扎旺说：“陈姐，要不你别去了，我去拍回来。”我当时就急了，徒步八公里都走到了岸边，怎么能不去呢?记者又怎么能不到现场呢?结果，又第二次绑了上去。滑过对岸，村民们说，我们是第一个到村里采访的媒体记者。

好消息是，就在今年7月，岗玉桥建成了，以后再也不用过溜索了，村里的玉米终于可以卖出去了。

在岗玉村，我路遇一对四五岁的姐妹，她们只有一双鞋，一人一只，山路很磨脚!其实，我的女儿比她们大不了多少，现在重庆读小学，全靠我的父母带着，聚少离多。女儿让我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西藏的孩子们。我们推动了西藏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免费救治方案”的出台，还正在帮助更多盲童获得学龄前教育的机会。生命总有另一扇门打开，好记者就是那开门的人!

另一个故事，是一段特别的巡诊路。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洛松，是昌都地区边坝县沙丁乡的乡村医生，从医20年，是全国十佳最美乡村医生。

2012年冬天，我们跟随洛松在怒江峡谷里巡诊，整整走了5天，差点没回得来。因为这5天，我们的体力消耗很大，很多山路坡度到了70度。路上，吃的是一种当地叫“圆根”的白萝卜，拌点辣椒。当我们终于走到这座5200多米的雪山脚下时，我实在支撑不住，瘫倒在雪地上。同事扎旺，身体特别棒的藏族小伙，也累得不行，抓起雪就吃。我躺在雪地里，心想如果能睡一觉，真是太幸福了。可红军战士不就是这样躺在雪地里休息一下，就永远站不起来了吗!

风雪中，洛松给了我10颗丹参滴丸和两瓶葡萄糖液，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拉着马尾巴爬上了山。山顶上，洛松拉着我的手哭道：“陈姐，这条路以前没人走过，别人也不了解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只有你了解，因为你走了。但是我希望你以后别再走了，这条路太难了。”

今年9月29日，洛松被评为“全国民族先进个人”。我在微信里含泪回了一段话：这一路走来，终见你结出硕果!我们一直都在努力走着自己的路，不要犹豫，不要怀疑，不要放弃!因为我们的报道，西藏全区乡村医生的待遇提高了。

前几天，我回重庆看望了年迈的父母，爸爸说，“你不要再爬珠峰了。”当时，我没有回答。现在，我想借助电视机对爸爸说一声：“对不起，爸爸!只要需要，这条路，女儿还是要走下去。”

篇三：同一把泥土

2011年3月的某一天，一个叫黄宏成的台湾人，回到老家福建南靖县梅林镇梅林村黄氏祖祠祭拜，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和20多位黄氏后人，齐刷刷地匍匐于地，亲吻脚下的土地足足12秒。让人更没想到的是，这只是黄先生亲吻大陆30多个省和台湾319个乡镇大地泥土的数百个12秒中的一个场景而已。

2012年，我成了一名驻台湾记者。去往机场的路上，一眼望去，都是尘土飞扬的工地，有红澄澄的、也有黄澄澄的，司机告诉我，那是红壤和黄壤。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海那边的水土，不知是否包容得下我这来自大陆厦门的小女生?

一下飞机，就直奔市区，蔓延的绿意，怎么也遮不住台湾泥土的颜色，同样的红澄澄、同样的'黄澄澄，我一时间竟忘了自己方才曾在两岸之间的起落。

“小姐你是从大陆来的哦，那你会唱‘起来’那首歌吗?”台湾司机这么一问，我才回过神来，有点迷茫地问，“‘起来’是什么歌?”弄了半天才搞懂原来他指的是《义勇军进行曲》。

于是，在海的那一边，我第一次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竟然是在出租车上，和一位司机大哥。

去年中秋，我去台南麻豆采访当地的文旦祖师爷——买郎宅郭家。初见郭老先生，他头上戴着绿营选举造势的帽子，对我们的采访极为抗拒。老人家连连摆手说：“不要采访啦，你们大陆人来台湾，赚钱的是你们，又不是我们。”我当即用闽南话回答：“阿伯，我就是在大陆吃到你们麻豆的文旦，才专程来采访您的。”看得出来，我一开口，他很吃惊，“原来你们也会讲台语哦。”我告诉他，不只是我，在大陆还有两千万人，每天都说着和他一样的闽南话。

原来在海的那一边，有时只需要一段乡音就能够弥合那长长又深深的心隔。

在高雄左营，我们见到了祥和里里长刘德文，12年来他坚持着一项“特殊服务”，义务帮助辖区内的老兵将骨灰送回大陆。当航班抵达老兵故乡时，他坚持骨灰盒必须先放地上一段时间，按他的说法叫“走地”，让老兵可以第一时间脚踏家乡的土地;他的服务专用袋，是喜庆的红色袋子，用来安放老兵的骨灰盒，他说，对中国人来说，落叶归根是喜事，这是中国人的伦理。

原来在海的那一边，他们也会用心贴着土地，用梦裹着情谊，更会用回家的陪伴去消弭游子远走的距离。

今年6月，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成为第一个到访台湾的大陆对台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那天他前往拜访高雄杉林区的一处木瓜果园，很多当地果农拿着各式各样的小物件，热情地向张志军索取签名。一位果农手里拿着写有“张志军”三个大字的斗笠爱不释手，他说，他要把这顶斗笠带回家挂到墙上，留作纪念。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位大陆高官说话很实在。”

原来在海的那一边，在一样土地上着笠耕作的人们，虽说谁都有谁的好恶喜厌，但谁也都有谁的乡里乡情。

那里的人，和我们说着一样的语言;那片土地，和我们有着妈祖关公的文化传承。但总有一些情境，还是敌不过可怕的政治操弄。我被一个司机在半路上丢下过，就因为我是大陆来的。一路走回，脚底仍旧是红壤和黄壤的交合，这样的遭遇，并没有让我模糊那片土地的颜色。因为，那片泥土有温度，记者往往是第一个感知其人情冷暖的群体;因为，那片泥土有尺度，记者往往是第一个用其来丈量心与心距离的群体;因为，那片泥土有跨度，记者往往是第一个体验超越分歧寻求共识的群体。

海的这一边和那一边，多少有着事实上的距离，但正如台湾诗人向明所写：铜墙的壁垒呵，终不敌亲情的柔指，轻轻一推，就踉跄地闪了过去……不是吗?

现在是2014年的年末，我不知道，现在黄先生的吻，落在哪里;但我知道，半个世纪的风，无论隔着怎样一湾海峡，扬起的都是同一把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