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创作中期文化阐释视阈：反观之镜与湘西文化本土阐释

本章内容提要：沈从文创作中期（1928——1931年）上海时期，以湘西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针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虚伪、堕落和汉儒家理性文化的机械、板滞，对包括苗、瑶、土家、侗等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来展示湘西异样的生活世界，揭示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这种对湘西文化的本土阐释，是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也是作为拯救现代都市文明诸多病态的良方，这是沈从文此期的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思想的人类学向度。面向边远之地，聆听异域之音，寻找文化他者，以此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思想资源，这是沈从文对中国文化转型时期所存在的中国文化复兴问题的积极应答。

沈从文借助湘西故事，苗家人物形象，从文化他者异质影像中照出城市文明的黑暗虚伪。他的文化阐释及文化批判旨趣并非是把湘西土著文化作为“物”来研究，而是作为一种反观之镜、人性天堂的理想之境来处理的，具有强烈的文化反思性和批判性。在寻找文化反思参照系数和文化重建的理论资源的层面上来看，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我们可以把沈从文作为从异域中寻找文化他者来反思汉主体文化困境的文学先驱。沈从文借文化他者作为反观之镜，来反思和批判汉主体儒文化走向虚伪、扭曲和变异的文化现实，在湘西地域文化价值和汉传统儒文化文明之间提出了重新认同的深刻问题，这与人类学的文化批评是同步和同构的。沈从文通过文学创作所担负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和文化批评的历史使命是和人类学学科诞生及其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在关照异域他者文化及其民族的生存境遇所体现出来的怜悯和同情心，胆识和勇气，沈从文与人类学家也有着惊人的精神一致性。从沈从文寻找文化他者作为现代文明的参照系数的创作思想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把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视为人类学诗学。

3、1寻找他者：文学与人类学共同的向度

在社会科学领域，探讨文化与文学，有一系列由概念、范畴组织起来的思想框架，该思想框架延伸为：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异己、本土与他者、东方与西方、宗主国和殖民地、世界和民族、普通性与特殊性等。作为中心范畴的是“本土”（native）与“他者”（the other）及其关系，“他者”文化概念我们也可以置换成“异”文化。“本土”与“他者”相对而言，可以随机倒置。在西方，西方是“本土”，东方是“他者”；在东方，东方是“本土”，西方是“他者”；在中华民族地域内，汉主体文化是本土，诸如湘西等区域民族文化为他者或异文化；由此而推衍，本土作为主体、自我、民族、种族、普遍性、成规、同化、整体等，具有自己的范畴体系；他者或异作为客体、异己、特殊性、片断、差异等，显示外在于本土的身份和角色。而用文化他者为参照系数来反观自己，是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根本出发点。[31]

对“异”文化进行田野调查工作之后对该文化进行描述而形成民族志或文化志。文化志实际上体现了文化人类学的一种研究过程，一般认为：首先是人类学者观察、记录以及密切地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这些活动谓为“田野工作”（field work），他们的方法称为“田野工作方法”。完成田野工作之后，人类学者以详尽的笔调描述说明所观察到的对象和文化，他们的描述成为学者和其他读者据以了解异文化的情况以及民族志写作者对异文化理解、阐释视阈的途径。民族志或文化志的写作者力图启发读者去认识以生活方式为表现形态的异文化的特质，并通过异文化的描写来对自己本土文化的自我满足状态加以反思。“因此当文化志作者对异文化进行详尽的描绘和分析时，他们同时也隐含着对自身文化进行批评的目的。将陌生的异域风俗与人们熟知的本土文化并置，或者对诸如家庭、权力以及信仰等给予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司空见惯的观念进行对比，起了重塑读者的生活方式和改造他们的观念的作用。”[3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人类学发展出了文化志（民族志）范式，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顽强的批评。这一批评本身的逻辑起点是：西方人丧失了其原本持有的、而现在异文化他者依然拥有的东西，西方人可以在文化志的表述中学习得到基本的道德和实践规则。基本事实实为如此，边远之地的土著民保持了对自然的尊重，而所谓的现代工业社会已经丧失了人类生活的乐园；经济落后、物质匮乏的边鄙之地的少数民族维持着亲密而令人满意的世俗生活，保留了日常生活的神圣意义，而都市文明丧失了群体的和谐和心灵的宁静。这是二、三十年代民族文化志方法发展中的核心批评思想的潜隐层面。当时西方的普通的社会心理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自启蒙以来的西方理性和历史进步的信念，欧洲人对殖民地的、边缘的、异者或他者的看法也随之发生改变，认为他们拥有西方已丧失的某些美的品性，如纯朴、真诚、自然的节奏，与大地相依为命、宗教敏感性、集体传统的稳定性等，这些同西方自然、社会的混乱与现代性困境恰好形成对照。[33]这种文化的对照是文化人类学寻找文化他者以反观自己的主张产生的现实根基。同样如此，沈从文为何回归湘西、对湘西文化精神特质进行重新理解和再阐释，并不仅仅只是二、三十年代我国乡土文学创作思潮的体现，而更因放在中国二十世纪前后文化复兴、文化救国和西方文化重建的广阔背景中去理解。中国文化复兴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再生资源，而西方社会则重新寻找文化“他者”、把“他者”文化作为反观之镜来实现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两者殊途而同归。

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和文化思潮之下，文化人类学的主张是，远离中心，贴近边缘,在那些边缘之地能够寻求到校正现代工业文明理性观念的最为异己的文化，使自己获得应付陌生事物的信心。“这种挑战也就在于把边缘地区获得的洞见带回到我们生活中心地区开来，对我们的传统思考方式进行反思。”[34]“一个受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伦理支配的世界，当然是压抑个性和缺乏诗意和幻想的世界。复归原始则意味来看找回失落已久的诗性智慧的美妙世界，恢复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原初亲缘关系。”[35]因此文化人类学极其关注那些较少文化共同性特征的另类文化形式或原初文化形式，重视那些未被主流文化或现代性文化污染的文化标本，所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民族生活形式和民族历史文化创造性特征的文化形态更受文化人类学的关注。这样文化人类学家由都市走向乡村，由现代城市走向古典性城市，由主流意识形态走向民间意识形态，由主流文学艺术走向民间艺术和原始艺术。文化人类学所做的民间文化调查整理工作及其成果文化志特别引起注意，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本原性形态高度重视的理论思想无疑也特别值得反思。可以说，人类学在文化认知方面最重要的方法论贡献就在于通过田野作业深入文化他者之生活的方法。这种他者眼光的反观之效，发现和揭示自身文化的弱点和局限，从而在认识论上，在情感和心态上真正消解我族中心主义、超越本土主义的束缚及获得文化反思的认知能力，使得理性观照下的再阐释成为可能。而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确可悟出许多被日常所遮敝的事实，承认他人也具有我们一样的本性则是一种最起码的态度。“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件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这将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只有这样，宏阔的胸怀、不带自吹自擂的假冒的宽容的那种客观化的胸襟才会出现。”[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