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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谱哲学的若干问题

关于广谱哲学的若干问题

关于广谱哲学的若干问题
  摘要:广谱是哲学、系统科学和现代的一种交叉学科,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充分吸收现代系统科学和数理自然科学的成果,采用广义量化建模的方法,发展了一批新的概念、原理、模型和方法。本文围绕广谱哲学的基本概念,就人们关心的几个问题做一通俗的阐述。
关键词:广谱哲学;基本概念

广谱哲学是为了推进哲学具备现代科学形态(如模型化、数学化、程序化等)而进行的一种新探索。它于1996年被正式提出,经过几年的发展,已获得上百个新的概念、原理、模型与程序,并得到国内几十位专家学者的肯定性评价。本文就广谱哲学的基本概念、主要问题和建构思想做一概括性的介绍。
1.广谱哲学的概念
广谱(broadspectrum)两字的最直接含义是广泛的谱系,指哲学理论渊源于并适用于相对广泛的知识系列。简单地说,广谱哲学是关于相对广泛的知识系列一般哲理的广义量化研究。按照这个定义,广谱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相对广泛的知识系列”,那是各门科学自己的任务。广谱哲学的对象是隐藏在“相对广泛的知识系列”背后的“一般哲理”。这里的“一般哲理”既包括基本定型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哲学原理,例如,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又包括科学技术中和生活中的哲理。例如,谚语“三个和尚没水吃”反映的是一条哲理,并不是指三个和尚之间的事,它反映了任何一个客体系统(无论是自然界的系统,还是人类系统)当子系统之间发生内耗时,整体的功能下降。反之,谚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是指任何客体系统,当子系统之间发生协同作用时,整体的功能上升。[1]
广谱哲学研究上述的一般哲理采用的是广义量化的方法。广义量也叫结构量,结构量是指诸如二元关系;(直积的子集)、多元关系、赋权关系、映射、变换等等抽象关系的结构。这些抽象的关系结构之所以叫做广义量,在于它们可以像普通数量一样进行运算。例如,可进行关系的并、交、差、补、复合等运算,并满足普通数的某些运算规律,例如封闭律、交换律、结合律等。广义量化的前提是找出或抽象出哲学概念中隐含的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能够用结构量表示。例如,要对量变质变规律建立广义量化模型,先要确定量变、质变、度的概念隐含了什么结构,由于量变、质变的界定以“度”为依据,因此先要确定“度”的关系结构。通常关于度的定义是:它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量的限度、幅度或范围。这个定义有两个基本含义:一个是“保持自己的质”,二是“量的限度”。“保持自己的质”是指某一事物在变化过程中性质不变,这种自己和自己的同质关系满足自返性、对称性、传递性,数学上叫等价性,广谱哲学称为自等价(以区别于不同事物之间的等价)。关于“量的限度”,这里的量可以推广为广义量即结构量,这时“量的限度”就成为自等价类的大小。因此,在广谱哲学中,所谓度就定义为一定事物的自等价类。在这个自等价类内的变化称为同类变,即广义的量变。这个自等价类的破坏即从一个自等价类跃迁到另一个自等价类称为异类变,即广义的质变。这样就把传统哲学用自然表达的概念转换成了数学语言,从而实现了广义量化。
把哲学概念、命题、原理广义量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它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它使极其抽象、极具普适性的哲学概念和数学工具发生了内在的联系。、观点大部分没有数值化的特征,因此,传统数学(以可数值化为主要特征)不能用来描述哲学问题,而广义量化采用的是结构型的数学,它运用的结构量、结构量的运算、结构量的关系均不以可否数值化为基础,它们代表抽象层次极高的某种关系或关系的组合。因此,这种数学工具可以和哲学概念发生相应相称的联系。所谓“相应相称”是指哲学的概念、命题、原理的覆盖面有多宽,为它们建立的广义量化模型的覆盖面就有多宽。例如,曾有文章说自从法国数学家托姆创立了突变论以后,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就被数学化了。其实,突变论仍是很特殊的数学工具,远远达不到量变质变规律的覆盖面。而广谱哲学用同类变、异类变的广义量化模型不仅比突变论模型宽得多,而且避免了传统哲学“度”的概念中“量的限度”的狭隘性。例如,人的行为的量变到质变(如犯罪)、人的思维的量变到质变(如思想解放)难以找到数量界限,因此“量的限度”的说法无法落到实处。而广谱哲学的“量”是结构型的(自等价关系、自等价类),等于取消了具体数量的规定,放宽了条件,因而普适性更高。至于从广义量化模型可以引出传统量变质变规律中所没有的某些新结论,则无需多言。
第二,它使传统哲学概念有了稳定的广义量化结构,这种结构有确切的数学含义,不容许任意解释,它可以避免自然语言因含义丰富导致的歧义现象。例如对同一个事物,“真理是一个还是多个”?一直有争论,广谱哲学的多叶客观性定理以广义量化的结构澄清了这个争论。又如系统科学出现后长期争论的“一分为二”与“一分为多”的问题,广谱哲学也给出了对任意客体系统在什么意义上“一分为二”的广义量化标准。/span>
第三,由于广义量(结构量)可运算、可推导和证明,因此广义量化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可以引出靠自然语言引不出的许多新结论,使哲学的面貌不断改观,而不会“几十年一贯制”。例如,广谱哲学不是宣布“存在决定意识”就完了,而是给出客观存在的广义量化的定义(即n重观控下的等价性),然后又通过改变观控方式,引出多叶客观性定理,由多叶客观性定理又引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一系列新结论。
2.广谱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由于采用了广义量化方法,广谱哲学较好地解决了长期困惑人们的两大矛盾:哲学的普适性与确切性(或精确性)的矛盾,哲学的方法论与程序化的矛盾。
我们知道,传统的数理自然科学追求高度的确切化、精确化,但以丧失了普适性为前提,它们的概念、命题、定理、定律是严格限定性的,即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和哲学的概念、命题比)。这对于数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而言是必要的。与此相反,哲学追求高度的普适性或普遍性,追求贯通自然、社会乃至思维的一般哲理,但以丧失了数理意义上的确切性、精确性为代价。这在结构型的数学(以抽象的集合、关系等为对象)产生以前,在结构型数学的普遍意义被揭示出来(如泛系方法论)以前,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传统数学以可度量、可数值化为主要特征,它们无法满足哲学的高度普适性要求,在这种条件下,哲学研究只能诉诸于思辨思维、思辨方法,而且是唯一的、确曾产生了伟大哲学成果(如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只是数学发展到了抽象的、结构型的数学阶段,发展到了研究对象不需要可直接度量、可数值化的阶段,哲学与数学的联姻才有了可能。但许多哲学工作者没有注意到数学发展的这个方面,以为哲学的数学化就是用传统数学工具(不等式、函数、代数方程、微分方程等)来描述哲学问题——这当然注定是要失败的,因此,他们反对“哲学的数学化”,他们对任何想搞“哲学数学化”的企图嗤之以鼻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无法想像,离开了数值、数量关系还有什么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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