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文本如何表述思想？

[摘要]面对历史文本，只有深入研究留存下来的那些宝贵材料，尽可能客观地理解和再现作者当时的写作语境和曲折过程，才能使对其思想所进行的阐释、概括和评价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本文根据作者收集到的资料，结合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勾勒和梳理。结论是：它不是一部计划中的、完整的著述，即事先并没有经过十分严密的通盘考虑和筹划，而是由多个事端引发，写作计划和框架结构几经变动、更改，由若干写法不同、篇幅长短不均的章节所组合而成的相当松散的著述，并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出版。这种状况表明，长期以来不考证这一文本的写作过程、刊布情形、版本源流，只是凭借由别人编辑而成的、俨然是一部“完整”的著述就对其内容进行解读，甚至单纯根据其中的只言片语便对其思想进行概括和评论，会造成多少误读和歧解！而现在是改变这种研究状况的时候了。

对历史文本而言，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对它们的阅读进一步了解作者原初的思想状态、推论逻辑和体系构架。然而研究者很少有这样的幸运，即作者提供的文本是完整的、成型的，而文本对作者本人的思想的表述又是明确的、系统的。不要说，相对于作者极为复杂的思想、异常丰富的心灵来说，文本所表征的可能只是露出水面的巨大冰山的一角，文本与其思想、生活之间并不总是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就是就文本本身而言，由于各种复杂的情况，思想史上相当多渗透了作者艰辛探索的心血、凝聚其理论精髓的文本，写作过程几乎都曲曲折折，最终并没有完成乃至完整的留存下来的，也不在少数。对于后来的解读者来说，要从这些散乱的篇章中读出蕴涵其中的深层意义，甚至要于断裂或佚失处诠释出完整的思想，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马克思的文本序列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品，特别是由于作者生前对其写作过程只是零星提及，并没有详细的记录和完整的回忆，留存下来的历史资料经过不同人之手，有的根据己意进行过未必符合原意的编排和处理，由此引发了众多的歧解，再加上其中一些文献片段已经佚失，使完整地再现和叙述这一过程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而，这种情况的存在绝这不能成为解读者放弃或偷懒的借口，相反，越是面对这样的文本，我们越需要根据留存下来的那些宝贵的材料，尽可能客观地理解和再现作者当时的写作语境和曲折过程，这样我们在对其思想进行阐释、概括和评价的时候才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不致于断章取义或挂一漏万，偏离真实和客观。本文根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结合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这一文本写作过程所作出的勾勒和梳理，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的。

一、《神圣家族》工作的继续与完成

《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不是马克思等人计划中的一部著述。尽管在写作这一文本之前经过近十年的思想历练和探索[2]，他们的基本观点业已形成，但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述出来，甚或是否需要专门进行表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起先并没有作认真考虑和通盘筹划。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心里搞清楚就可以了，马上需要做的工作应该是以这些思想所体征的方法去具体探究复杂的社会现象、结构、历史渊源和未来趋向，于是他们急迫地投入了另外新的理论创作[3]。

但从当时的情况看，有一件事是马克思、恩格斯很在意的，即旨在剖析“布·鲍威尔及其伙伴”、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的《神圣家族》于1845年2月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后，并没有引出被批评者的马上回应和辩驳。也许由于该书犀利的笔锋确实击中了要害，需要一段时间的思考和酝酿才能寻找到恰当的、与这种批判相匹配的反批判方式；或者在被批评者看来，作者出于“只想和鲍威尔进行决裂”的目的而不惜先把其理论变成荒谬的东西，然后指出这些论点的真实意图，并且使用各种贬意的绰号对其进行讽刺，使争论易于进行的著述方式，是“言过其实”了，这使得《神圣家族》不值得回应[4]。总之，一直到1845年5月才在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奥托·吕宁创办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月刊上匿名发表了一篇对此书的评论，但评论者不是马克思所批评的对象，而是争论双方之外的第三者。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谈到这篇评论时说：“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浮皮潦草地给他评论的书作了一个可笑的、直接同这本书相矛盾的概括”，对书中一些论断的叙述是“完全歪曲的、荒唐可笑的、纯粹臆想的”，甚至捏造了“连影子都没有的”的细节进行讨论[5]。

当时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哲学杂志叫《维干德季刊》(Wigand's Vierteljahrsschift)，由出版商奥托·维干德于1844-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参与该杂志工作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对象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期待它在实质性回应《神圣家族》方面有所作为的时候，该刊第2期出版了，上面刊出了古·尤利乌斯所写的《看得见的教派与看不见的教派之争或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这是对《神圣家族》的评论，但仍然是一篇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评论争论双方的文章。

马克思、恩格斯期待的直接对手到《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才出场，这一期上发表了布鲁诺·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施蒂纳的《施蒂纳的评论者》以及《布·鲍威尔或当代神学的人道主义的发展。批判和特点描述》等重要文章。这可以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次大聚会或集中亮相，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象地把《维干德季刊》第3期比喻为“莱比锡宗教会议”。

概括地看，这一期杂志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在于：首先，它分析了黑格尔以后的这一哲学派别的分化，而把鲍威尔和施蒂纳看成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克服者。认为他们是为人的“个体性”（这一概念在鲍威尔那里是“个性”或“自我意识”，在施蒂纳那里是“唯一者”）着想而克服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其次，它讨论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想的唯物主义批判，认为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现了对个体的否定和“类”（它相当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对个体的压制，认为费尔巴哈并没有脱离黑格尔哲学的基础。最后，它指明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坚定的继承者，认为他们也没有超出黑格尔哲学的框架。鲍威尔称赫斯是费尔巴哈思想的真正的完成者，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中间环节。同时赫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被认为是“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6]